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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33海洋中国的拐点：“南海”得失的偶然与必然

1433年：南中国海的拐点

如果说南海对于宋元而言，是商贸之海、利益之海的话，那么，对于明初而言，则是礼仪之海、朝贡之海。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，代表了南海不同的走向。

公元1433年，也就是宣德八年，正月上元节，北京西苑照例举办灯会，明宣宗朱瞻基带着皇后和太子陪太后亲临，文武群臣及外国驻京使节也前往观看，一个叫杨士奇的大学士还献上了十首颂德诗。

这一年是个平淡的年份。虽然河南、山东、山西等地开春少雨，但很快得到官仓赈济。贵州和广西的两支“乱蛮”，在五六月间被官兵轻而易举地平定。中央政府差人到黑龙江口的奴儿干都司重修永宁寺碑，再次确立疆界。为了提高统治效率，八月，朝廷一举裁汰了77个冗余的京官，并考察本科、前两科进士及一些外省官员，“拔其优秀者备用”。明初尝试向地方派出巡抚，其职责也在这一年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。朝廷重审并赦免了五千多个囚犯。“宣德通宝”开始铸造。皇帝下令维修了京城那座五十米高的白色佛塔。已被传抄多时的《剪灯余话》在该年有了首个刻本，这部讲述世俗婚恋及人鬼爱情的短篇故事集，影响了包括《聊斋》在内的一批最能体现明朝市民文化的通俗小说。

凡此种种，无不显示中华帝国的富强和活力。这一年，朝廷一次就向景德镇御窑厂下达了四十多万件的烧制任务，其中的大多数瓷器，是使用了从南洋引进的“苏青”、“勃泥”等色料而更加翠爽的青花瓷，它们代表当时世界上最精湛的工艺，也是海洋贸易市场最紧俏的商品。

是的，海洋--如果选取更长远的时空背景考量1433年，一些与海洋有关的事情，却使繁荣延续的明朝有了另外一副面孔。比如郑和之死。

出海

1433年3月9日，明朝正使太监郑和率领船队，从此次远航的目的地忽鲁谟斯启程返国。这已经是他第七次出海。这一年四月，在海上漂泊多年的郑和死于古里，随即被随从安葬在今印尼爪哇岛三宝垅市，一个时代由此结束了。

“亚洲铜”，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诗人，对雄踞欧亚大陆东部、濒临西太平洋的中国的隐喻。的确，“黄”是它的主色调。但是先祖们很早就认识到，蔚蓝色的海，意味着“鱼盐之利”、“舟楫之便”，浩瀚的大洋里蕴藏食物和珍宝，也是通道和生存空间，“历心于山海”才能使“国家富”。公元前222年，大败楚国的秦军南征百越，次年统一华夏，在后世的历史学者看来，这或可说是黄色内陆文明最终战胜了以鱼米为食、以舟楫为兵的蓝色海洋文明，自此奠定了农业中国的大势。

但中国从未停止过出海的努力。受秦始皇资助，徐福率领一支满载五谷种子、数千青年男女及工匠的大规模船队“东渡”，无论是否去寻仙药，此举都算是有组织的海外拓展。东汉，海上丝绸之路已绕过印度半岛，通航罗马。三国时期，孙吴政权越过海峡经营台湾，并派遣官吏向西探索新航线。隋朝开运河，贯通南北以利水上交通。

海洋贸易的兴盛是“盛唐气象”的当然表现之一。初唐就设立了专门机构，管理船舶、商人并征税。“海外诸国，日以通商”，其中一条被记录的

“夷道”，从广州出发，经过南海远达波斯湾、红海和东非沿岸，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约14000多公里。

宋代的经济中心南移，东南沿海地区成为经济命脉所在。不只如此，沿海居民纷纷弃农下海，内地的许多商人也加入其中。当时有人感概，“数十年来，习始变，舟楫极蛮岛。”依赖交换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，元世祖忽必烈立即着手恢复海外贸易，“每岁招集舶商，于番邦博易珠、翠、香货等物，……听其货卖”，而且“击缅甸、击爪哇、击占城、击日本，殆无虚岁，……利其所有耳。”对于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，元朝给予了“所在州县并与除免杂役”的优待。

宋元商品经济的勃发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等商品，它们经过手挑肩扛和车马舟船的运载，汇集到各个港口，装上随季风而来的船只。其时的海船“浮南海而南，舟如巨室，”能储备数百人一年的食粮，指南针的发明更推动了远洋航行。

在一个叫马可·波罗的欧洲人的描述中，十三世纪的泉州“宏伟秀丽”，船舶往来如梭，商人云集，货物堆积如山。他惊叹道：“此诚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……几难信有其事。”而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确证，当时，一个活跃的贸易络连接东北亚、东南亚、印度西海岸乃至波斯湾的各个港口，他们甚至将这个贸易兴盛阶段命名为“泉州时代”。

1402

年，朱棣攻下南京即位，他不惜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”，调浙江、福建、湖广等五省府县优秀造船工匠四百余户来南京造船。1405年开始，郑和率领一支两百多艘船、两万多人的庞大船队，“云帆蔽日”，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印度洋上，开始了帝国时代的最后海洋行程。

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，其时的明朝海军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，甚至同时代的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，都无法与明海军匹敌。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，这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威慑力量，而南海当然也在这股力量的控制之下。

海禁

1433年七月，郑和船队返国。他的死亡不仅仅意味着“郑和下西洋”的结束。3年之后，曾任郑和船队副使的王景弘，送苏门答刺等11国使团回国，此后，明朝政府再也没有派船远航过。而原因，也不仅仅因为郑和的去世。

1433年八月，朱瞻基敕令漳州卫指挥同知石宣等，“严通番之禁”。敕令的背景是，海商、水手因不能出海而失业，犯禁下海事件屡屡发生。

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，面对“兵革连年，道路榛塞，人烟断绝”的残破局面，他希望通过“计口授田”，把农民约束在土地上以发展经济。另一方面，本身靠平民暴动起家的他，对逸出国家权力的“乱民”格外敏感，自然想快点消灭东南地区倚靠海洋的割据势力，以及勾结沿海百姓的海上盗寇。所以，他一反唐、宋、元鼓励开放的倾向宣布海禁。

对“慕华而来”的外国舶商，唐朝地方官员经常嘘寒问暖，守法经营的前提下“任其来往通流，自为交易”。如此“矜恤”和“绥远”，除了体现大唐的容量之外，主因还是政府收益了实实在在的进出口货税，“上足以备府库之用，下足以赡江淮之求”。

宋高宗强调，“市舶之利最厚，若措置得宜，所得动以百万计，岂不取胜之于民？”政府承袭唐朝设立市舶司，出台奖励政策招徕外商。一个叫蔡景芳的官员，因“招诱贩到物货……收净利钱九十八万余贯”，被补官为“承信郎”。

宋元时期，虽然官府设置市舶司管理，但主要目的却是“笼贾人专利之权以归公上”，追求的是“动以百万计”的经济利益。从本质上说，宋元时期的市舶贸易实际上是私人经营、官府管理的海外贸易。

而在明初“海禁”政策的左右下，由官府控制和垄断的朝贡贸易几乎成为当时唯一的海外贸易形式，严厉阻绝濒海居民出海，而且除贡使之外，不许外国私人来华贸易。

如果说，对于宋元而言，南海是商贸之海、利益之海的话；那么，对于明初而言，南海则是礼仪之海、朝贡之海。为维护一时的统治安稳而苟且海禁；为图慕政治虚荣、满足权贵集团的利益，而用官营的船队垄断海洋贸易与民争利，使得宋元以来日趋发达的民间海外贸易受到压抑，造成“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，实罢中国”的尴尬。

到了洪武末年，来朝贡的海外国家大量减少。常贡国也不来贡。朱棣的如意算盘是，遣使下西洋，“耀兵异域，以示中国富强”，接其贡使到中国觐见，并以官营船队来垄断海外贸易。

船队每到一国，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诏书，举行隆重的册封典礼，赏赐宝物。除了建立藩属关系之外，郑和还奉命调解海外各国之间的纷争。每次下西洋，随船队来中国的各国贡使、国王等都大量增加。1423

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时候，船上载有 16 国 1200

多名使臣及其家属。到永乐晚期，来朝贡的国家超过60多个。

这么多国家乐于朝贡是有原因的。朝廷在接受香料、珍奇等贡物后，按“赏赐厚宜”的原则予以赏赐。而且，这些贡物，与贡使随带的“附进物”比较，实在是少而又少。一般来说，“附进物”往往超过进贡物品数十倍。日本有一次朝贡

3610 把日本刀，“附进”的刀却多达35000 把。

为了鼓励海外各国多来朝贡，明朝政府对这些所谓的“附进物”全部免征关税，“附进物”的贸易价格也不由市场需求决定。在日本，一把刀仅值

800 到 1000 文，政府却给价 5000

文。获得厚利的日本贡使便以朝贡为名大量输入刀剑，数量年年增加，总额不下

20 万把，

统一由明朝国库开支收购，却又不能卖出，只能搁在礼部仓库里。

1433年12月，天方国使者乘船前来朝贡。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，天方国使者，向朱瞻基进献了长颈鹿。未见过长颈鹿的国人，误认为这就是神话传说中的寓意福瑞之气的麒麟，因此，礼部尚书特率满朝文武称贺。事实上，在朝贡贸易体系中，与海外各国获得的丰厚实利相比，中国更在乎的是满足象征性的宗主权所带来的政治虚荣。

问题在于，朝贡贸易缺乏内在的经济动力，郑和下西洋“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，而中国耗废亦不赀”。一方面，非均衡贸易换来的宝物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库收入，另一方面，支撑朝贡贸易体系的下西洋活动消耗巨大。这就为无视海洋的官僚们找到了借口。

伴随着郑和几次下西洋活动，反对之声持续不绝。1424年，朱棣去世。朝廷中反对派占了上风，于是，明仁宗下诏“下西洋诸番国宝船，悉皆停止”。郑和船队被封，全体官兵被调往南京镇守。直到

1430年，明宣宗朱瞻基为了扭转“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”的局面，决定再派郑和下西洋，但这次远航，是中国控制南海辉煌的顶峰，也是退缩乃至没落的开始。

在20世纪的一位思想家梁启超看来，“郑和下西洋”，“其希望之性质安在，则雄主之野心，欲博怀柔远人、万国来同等虚誉，聊以自娱耳。”

郑和去世之后，这种“自娱”活动便结束了。放在更长的时空背景看，1431 年至

1433 年，郑和船队的最后一次远航无比寂寥，“孤帆远影”确是恰当的注脚。

拐点

1433年，僻处欧洲西南一隅的小国葡萄牙的国王若昂一世也去世了。不过，他的儿子亨利王子继承了他的海上扩张政策。

“商税者，国家以抑逐末之民，岂以为利？今夷人慕义远来，乃欲浸其利，所得几何？而亏辱大体万万矣！”

这是地方有司奏请征税，朱棣在驳回文书中的批示。因此，朱棣在派遣数万海军，航行于太平洋和印度洋十数年之后，仍然厉行禁止民间海商“片板不许下海”。

与郑和的船队不准民间海商跟随、“片板不许下海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葡萄牙人出航，一支船队虽然不过三四艘，甚至只有一艘船，但它后面跟随着民间海商的活跃船只，每当王室船队开辟出一个海区，民间海商交只要交足了“执照”税，便可进入规定的海区经营。

次年，葡萄牙人发现了亚速尔群岛，成为大西洋航行的重要补给基地。1488年，迪亚士到达好望角。1498年达·迦马到达印度，葡萄牙船队在印度洋面、阿拉伯海、孟加拉湾都没有碰到中国船队，直到

1509 年才在马六甲海峡港口第一次见到 3 艘中国帆船。

1511年，曾在郑和的协助下建国，并成为船队集结地和货品中转仓库的马六甲被葡萄牙人攻陷。1557年，他们以“借地晾晒水浸货物”为借口，获准暂居广州一个称之为MACAU的小渔镇，也就是澳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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